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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訊

書訊 | 步平 王建朗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全八卷)

發布時間:2019-11-24 20:44:00
新書簡介

《中國抗日戰爭史》(全八卷)是一部大型抗日戰爭通史著作,全面展示了抗日戰爭的全過程。全書分為8個專題,即局部抗戰、戰時軍事、戰時政治、戰時軍隊、戰時外交、戰時經濟與社會、偽政權與淪陷區以及戰后處置與戰爭遺留問題。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書從中華民族的角度考察抗日戰爭,強調抗日戰爭對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感、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深遠影響和巨大意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樞紐”;突破了以往在研究過程中將抗日戰爭歷史作為單純的戰爭歷史來研究的局限,而將其作為中國近代史中重要的歷史階段來把握,將中國的抗日戰爭放在世界的大環境和戰后的長時段中進行考察,從而使讀者對抗戰有更全面的了解、更深入的認識和更準確的把握。


 

步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王建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出版時間 2019年11月



分卷目錄


第一卷 《局部抗戰》    黃道炫  王希亮  著

第二卷 《戰時軍事》    榮維木  等  著

第三卷 《戰時政治》    汪朝光  著

第四卷 《戰時軍隊》    陳默  王奇生 等 著

第五卷 《戰時外交》    王建朗  著

第六卷 《戰時經濟與社會》 李學通  金以林  呂迅 著

第七卷 《偽政權與淪陷區》 臧運祜  王希亮 著

第八卷 《戰后處置與戰爭遺留問題》 步平 著



序 一 


步平

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戰后70年來,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變化更是天翻地覆。在國際舞臺上曾經毫無地位可言的中國,在抗戰中發展為對戰局和世界事務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大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進一步確立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大國地位,進而向對世界有更大貢獻的強國邁進。在中國和世界都發生巨大變化的背景下,我們對抗日戰爭意義的認識以及對戰爭歷史的研究也相應地在深度和廣度兩個方向上發生著變化。如何通過我們的研究向中國和世界展示這一巨大的變化,是《中國抗日戰爭史》課題組孜孜以求的目標。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
 

近代以來,由于政治的腐朽與經濟的衰敗,中國無法遏止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壓迫,在一次次的入侵前敗下陣來。兩次******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等,都以中國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喪失國家主權和眾多權益為結束,進而引起列強的瓜分狂潮。在西方帝國主義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束縛下,中國一步一步地沉淪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以至于到抗日戰爭開始時,中國的國際地位無足輕重,在世界事務中無力發揮作用,沒有與強國平等對話的資格,雖然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仍被國際社會視為弱國。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盡管南京國民政府深知國聯在制止日本的侵略擴張方面作用有限,但也只好向國聯提出控訴,希望從孤立日本的角度爭取到一些外交上的支持。蔣介石曾稱:“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比欢?,被國民政府視為國際公理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并非從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立場出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國民政府期待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支援,但是對英、美、法的對日綏靖妥協態度也無可奈何,只能是在軍事失利后“苦撐待變”。這些都反映了當時作為弱國的中國外交的窘困。

 

但是,中華民族從來都有與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在民族危亡之際,我們的民族沒有喪失信心,沒有放棄奮斗!在波瀾壯闊的全民族抗戰中,中華兒女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各黨派、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全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廣大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以各種方式參加和支援祖國人民抗戰,不少同胞為國捐軀。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英勇抵抗,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也使全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陣營認識到了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從而使中國抗戰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942年1月,26個反法西斯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中國成為領銜簽字的同盟國四強之一。1943年11月,中國出席在開羅召開的中、英、美三國首腦會議,參與規劃戰后世界藍圖。正是這次會議發表的《開羅宣言》,確立了戰后中國收復東北、臺灣(包括澎湖列島)等日占領土的法理依據。這是決定戰后世界格局的一次重要國際會議,中國的參加,表明中國開始以大國身份積極參與籌劃當時及戰后的重大國際事務。特別是在計劃、籌備成立聯合國的過程中,中國成為主要的發起國和創始國。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后,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實現民族復興是近代以來所有中國人的共同理想,但是也面臨無比艱巨的困難。當年,孫中山先生痛感中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悲慘境況,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中國人就是以這樣的精神支撐著,在這樣的精神感召下,從坎坷的歷史中走過來。但坎坷的歷史也告訴我們:一盤散沙的社會,不可能在與侵略者的殊死戰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們的自覺和覺醒,才能讓侵略者面對的不再是軟弱猶豫的對手,而是強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華民族。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取得的對外戰爭的全面勝利。中華民族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與侵略者殊死搏斗,成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重要支撐,因此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中國人民的奮斗終于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列強強加于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鎖鏈被解除;中國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土地,臺灣也終于回到祖國的懷抱;中國成為聯合國的發起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為大國登上國際活動的舞臺,獲得了國際事務話語權,擺脫了弱國的陰影??梢哉f,抗日戰爭的勝利從全面意義上完成了近代中國從“沉淪”到“上升”的轉變,民族復興的夢想開始成為現實。

 

中國國際地位在抗日戰爭中的改變,是整個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反抗日本侵略的結果。在日本軍隊大舉入侵,中國面臨亡國危險的緊急關頭,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中國人民充分發揚團結奮斗、抵御外侮的愛國主義傳統,“前線將士,犧牲流血,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各界人民,協力救亡”,形成了謀求國家獨立解放的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堅持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分裂,是在爭取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歷史經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集中顯示了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的蓬勃偉力。

 

所以說,研究抗日戰爭如何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是我們抗戰史研究的首要任務。

 
 中國的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世紀末,剛剛完成明治維新的日本,就將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劃入其“利益線”內,認為只有控制和占領富庶的中國東北,才能進一步實現北進戰勝俄國,南進通過“世界最終戰爭”戰勝美國,進而取得世界霸權的目標。所以,中國東北不僅在日本的戰略計劃中地位舉足輕重,而且其命運也為國際社會所關注。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后,即開始逐步實施其戰略計劃,在東北屯兵數十萬人,并在中蘇邊界線上修筑了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的要塞群,蘇聯也明顯地感到來自日本的威脅。特別是在1938年和1939年,日本關東軍兩次在中蘇、中蒙交界地區制造大規模軍事沖突,即“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盡管日軍進攻被挫敗,且日本與蘇聯后來簽訂了“中立條約”,但蘇聯仍在保持西部地區強大軍事力量的同時,分出部分主力部隊駐守遠東。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后,要求盟友日本從遠東發起攻擊以配合,這也為日本實施北進戰略帶來了機會。但面對這樣的局面,關東軍和日本軍部卻在重新檢討進攻蘇聯的戰略。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因為日本軍隊在占據中國東北及建立傀儡政權后,東北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極大牽制了日本關東軍軍力。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不僅不可能如愿以償地在短期內從中國抽身,相反卻陷入了與中國持久作戰中難以自拔。由于投入中國戰場的日本陸軍主力已力不從心,當然不敢貿然把關東軍投入對蘇作戰的新戰場。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稱,“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現在正用于中國,(北進)實際上辦不到”,“帝國目前正在忙于中國事變,而且同英美之間的關系處于微妙階段,所以以暫不介入(蘇德戰爭)為宜”。

 

得知日本的戰略抉擇之后,蘇聯終于消除了兩線作戰的顧慮,決定把數十萬準備用來對付日本的軍隊從東線調往西線,集中力量對德作戰,從而保證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蘇聯十分清楚中國在東方牽制日本軍力的作用,給予充分評價。俄羅斯老戰士委員會前主席戈沃羅夫曾強調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的重大貢獻”,認為中國的抗戰在世界的東方戰場牽制日本軍力,使受到打擊的日本不敢進攻蘇聯,解除了蘇聯在其東部國界受到的威脅。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1940年5月德國閃擊西歐,英、法、美等國均將戰略重點轉向歐洲,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地區遂成為美英等防御的薄弱環節,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于是,“南進論”在日本迅速抬頭。

 

為了實行南進作戰,日本亟須盡快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但進入戰略持久階段后,中國軍民堅持抵抗,歷次會戰作戰激烈,日軍始終未能獲得決定性進展,大量日本軍隊仍然被牽制在中國戰場。所以,日本軍部和中國派遣軍都對抽調中國戰場的兵力態度猶豫。杉山元認為,立即從中國減少兵力,“這種劇烈的形勢變化會產生敗戰感,將會在國內外產生很大的影響”。中國派遣軍則強調以現有兵力對華作戰已感吃緊,反對減少兵力。為此,到1941年初,日本大本營又不得不決定“保持現在的對華壓力”到秋天,仍把“處理中國事變”放在第一位。

 

蘇德戰爭爆發后,日本確定了暫不介入的方針,但同時也計劃“向處理中國事變為目標前進,并為確立自存自衛的基礎跨出南進的步伐”,“不辭對英美一戰”。然而,中國戰場的存在仍是日本最大的后顧之憂。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認為,“僅僅一個中國,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強”,“現如兩面作戰,情況將會越來越困難”。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則認為,中日戰爭使日本國力消耗,在中國問題還未解決的情況下南進是難以忍受的,主張還是應先解決中國問題,以致在決定對美開戰前提出辭職。

 

可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抗日戰場打擊和牽制著日本陸軍主力和海軍部分兵力,使日本遲遲不敢發動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單獨抵御日軍的中國在得到盟國援助的同時,也承擔了更多的國際義務。中國戰區面對的日本中國派遣軍是實力強大的戰略集團,總人數達100萬。而駐扎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一直保持著70萬左右的兵力,隨時可以增援中國派遣軍。這一局面凸顯了中國抗日戰爭在太平洋戰場乃至東西方兩個戰場中的地位。


由于中國戰區的存在與抵抗,日本陸軍初期投入太平洋戰場的僅有10個師團,不及中國戰場的1/3。而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盡管投入海軍的主要力量,但由于缺少陸軍配合,在中途島戰役后與盟軍的逐島爭奪戰中處于劣勢;在將近半年的瓜達爾卡納爾島爭奪戰中,日軍戰敗。日本海軍攻占澳大利亞遏止美軍反攻的作戰方案,則因陸軍兵力不足而被迫放棄。
 
瓜島戰役后,日本在太平洋戰場轉入戰略守勢,兵力更顯捉襟見肘,而因其陸軍主力仍在中國戰場作戰,從而為美軍在太平洋的反攻創造了條件。1943年6月,美軍在新幾內亞東部展開反擊,日軍由于地面兵力不足節節敗退,深感中國戰場牽制之苦。日本外相重光葵承認,“假若中國問題趨向解決,帝國的處境將會大大改善”。向哪個方向增兵,一直是日本大本營的兩難選擇。
1943年10月,日本大本營在太平洋戰場兵力吃緊的情況下,決定從中國戰場抽調5個師團到太平洋戰場,另以5個師團為預備隊,但由于在中國戰場發動“一號作戰”,實際只抽調了3個師團到太平洋戰場,同時又向中國戰場增加了8個旅團的兵力。日本動用龐大兵力發動“一號作戰”,雖然打通了大陸交通線,卻延長了戰線,導致后方兵力進一步空虛。更重要的是,由于把本土和關東軍兵力投入“一號作戰”,大大削弱了太平洋戰場的防御力量。中國戰場已經與太平洋戰場成為一體,形成協同作戰的局面。
 

與此同時,中國在本身承受巨大軍事壓力的情況下,仍派出遠征軍協助盟軍作戰。中國軍隊在配合盟軍行動時,往往承擔艱巨的任務,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特別是兩次滇緬作戰,中國軍隊以巨大的代價,延緩印緬戰局的惡化,支援太平洋戰場的盟軍,并最終取得滇緬反攻的勝利。

 

1945年7月26日,中國與美國、英國一起,發出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接著以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國家的身份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之一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承擔起戰后國際社會的重要責任。與直到20世紀初仍備受列強欺侮的狀態相比,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而能夠實現這一飛躍,是因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意義,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付出的極大犧牲和與盟國的協同作戰,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貢獻。

 
 努力編寫展示中國大國地位與作用的抗日戰爭史
 

2005年,我剛剛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不久,時值抗戰勝利60周年,在開始醞釀這部書的寫作時,我想起前輩所長、抗日戰爭親歷者劉大年先生在談到抗日戰爭時曾說過的:“人們認識歷史,有如旅行者觀覽名山大岳。往往要走出山腳回頭望去,方能見出其逶迤勢態,靈氣所在?!眲⒋竽晗壬€提出了抗戰是中國復興樞紐的重要命題。我們應當像大年先生那樣將自己的體會與時代的發展、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進行深入思考,在當年的親歷者逐漸遠離我們的時候,認真地搜集整理歷史資料,盡可能真實地再現歷史,尤其應當從更高的視角回望歷史,對歷史做出我們這代人的評價。我把這一想法與研究所的同事說了,得到大家的積極響應,于是立即成立了課題組,而且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強有力的支持,使“中國抗日戰爭史”成為院重大課題。這樣,以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員為主,組織了國內著名的抗戰史研究學者,共同討論,形成了《中國抗日戰爭史》八卷本的研究計劃。這一課題立項后,由中日兩國政府確定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項目同時啟動,本課題組的多數成員也參與了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共同研究這一課題的開展,對“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也有積極的影響。兩項工作結合起來,能使研究工作更深入,資料的搜集整理也更完備。

 

當我們這部《中國抗日戰爭史》接近完成之際,迎來了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相比,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影響相比,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他強調,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要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主流、本質,正確評價重大事件、重要黨派、重要人物。要從總體上把握局部抗戰和全國性抗戰、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等重大關系。習近平總書記還在會見臺灣人士時指出,國共兩黨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體中華兒女不分黨派、民族、階級、地域,眾志成城,同仇敵愾,用鮮血和生命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相互配合、協同作戰,都為抗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涌現出一大批氣壯山河的抗戰英雄。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是我們進行抗戰史研究的指導,也是我們寫好這部書的指導。

 

八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最重要的創新在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中華民族復興的角度,從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角度來思考與撰寫。

 

我們認為,在經歷了戰爭磨煉與時代考驗的今天,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要反映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經驗,那就是抗日戰爭如何成為中國從弱到強的轉折點,抗日戰爭如何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也就是說,我們的研究要著重反映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及其領導下敵后戰場的艱苦抗戰,也要全面反映包括國民黨、國民政府和正面戰場的全體中國人的抗戰,整個中華民族的抗戰,同時應正確處理國共兩黨之間的摩擦和斗爭,集中反映它們之間的團結抗戰。當然,國共兩黨雖然都堅持抗戰,但在如何抗戰的問題上主張不同,實際做法亦有別。然而國共兩黨之間的差別和斗爭是中國內部的事情??谷諔馉帟r期的內部差別和斗爭無論如何是次要的,一致反抗外來侵略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的抗日戰爭史要集中反映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以及全國各族人民英勇抗戰的事跡。


從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角度,我們的研究與撰寫力圖全面反映共產黨與國民黨既聯合同時也相對獨立的抗戰,全面反映全中國人民在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與日本軍隊的殊死搏斗,強調構成統一的中國戰場的敵后戰場和正面戰場都是抗日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在國際社會贏得威信的基本條件。在論述兩個戰場的貢獻時,我們也注意到在抗戰中的國內矛盾與斗爭,但將其置于適當的位置。

 

在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強調中華民族抗戰的作用是十分有意義的。因為作為政治力量分散的弱國,中國能夠在抗日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而重新確立大國地位,能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要貢獻,不舉全民族之力是不可能的。當時連日本方面也有人意識到:如果日本的對手僅僅是國民黨政府,問題也許還好解決,但現在日本與整個中華民族為對手,“則是嚴重的問題”。所以把研究中華民族團結奮斗作為抗日戰爭研究的主要方向,對于說明中國從弱到強的轉化很有意義。

 

第二,把抗日戰爭放在中國近代社會面貌整體發生變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

 

對于中國近代歷史來說,抗日戰爭不僅是戰爭的過程,更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

 

近代以來,中國為西方帝國主義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所束縛,一步一步地沉淪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國人民也掀起過一波又一波的反帝抗爭運動,而反抗日本侵略中國的抗爭在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1919年,爆發了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中國社會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出現了新的積極向上的因素,出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沉淪”轉而“上升”的趨勢。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正是中國近代社會由“沉淪”轉而“上升”的關鍵轉折,是近代以來民族復興的樞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這一偉大勝利,徹底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殖民奴役中國的圖謀,洗刷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來侵略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這一偉大勝利,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上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這一偉大勝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開啟了古老中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所以,研究抗日戰爭史,必須對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有比較全面的考察。

 

八卷本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突破了以往抗戰史僅僅以戰爭為主的敘述方式,力圖全面反映抗戰時期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以及淪陷區等各方面的變化,從而深刻分析抗戰與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關系。其中,第一卷反映1931年到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前的中國社會,特別反映了全國抗戰前中國人民對日本侵略的英勇抵抗,以及中國社會各界在咄咄逼人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面前的多方因應。第二卷力圖呈現以軍事斗爭為主的抗日戰爭的全貌,特別闡述了中華民族英勇不屈的抵抗精神。除這兩卷外,對抗戰時期的中國政治、軍隊、外交、經濟社會分別以一卷的篇幅予以考察,還用一卷論述當時被日本侵略者占據的淪陷區,最后一卷研究戰后遺留問題。

 

以上內容雖然單獨成卷,但各卷之間具有有機聯系,主旨都在力圖全面反映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各方面的狀況,說明抗戰對中國社會發展尤其是中華民族復興巨大意義之所在。

 

第三,立足于抗日戰爭勝利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責任進行研究。

 

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開始,回顧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的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便成為中國人幾十年來始終沒有停止思考的課題。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我們的思考也在不斷深化。從考證各個戰斗、戰役的成敗得失,到分析評價戰略決策的提出與制定;從對戰爭過程和日本戰爭罪行的具體實證研究,到對抗戰精神與中華民族精神關系的歷史哲學思考,中國人每個時期對抗戰歷史的研究都帶有那個時代的鮮明印記。在戰爭結束70年后的今天,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對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必須與新的國際國內形勢結合起來,進行更加深入的面向未來的思考。

 

抗日戰爭雖然在1945年結束了,但是與戰爭責任和戰爭歷史認識有關的問題并沒有終結。直到今天,在圍繞戰爭責任和戰爭歷史認識的問題上,我們與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爭論、斗爭仍在繼續,我們一直與日本及世界的進步力量進行著共同的努力。將抗戰史結束在1945年至少是不夠完整的,所以我們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特別設置一卷,專門論述戰后處置與戰爭遺留問題,回答社會關注的中日關系等問題。把抗日戰爭放在近現代中國與東亞的大環境中,視野開闊地處理這一段歷史。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后,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中國一方面對慘遭屠殺的無辜亡靈進行紀念,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消除偏見和歧視、仇恨和戰爭;另一方面,與世界各國共同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為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而努力。

 

與諸多學術領域一樣,我們的抗日戰爭史研究深化了與港臺地區學者和國外學者的交流??谷諔馉幨前l生在中國與日本兩國間的戰爭,但這一戰爭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俄羅斯、美國及歐洲戰場上的諸國有密切的聯系。只有在充分了解有關國家這一時期歷史過程的基礎上,在對不同國家學者的各種觀點進行深入考察和全面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意義有更深刻的認識。

 

我們與港臺地區特別是與臺灣地區學者的交流,極大地拓寬了抗日戰爭史研究的資料范圍,兩岸學者能夠從更廣的角度,對抗日戰爭的歷史過程加以考察,描繪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全景。而與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學者的交流,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有助于從新的角度理解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意義。同樣,與國外包括日本學者的交流也拓展了我們的視野。

 

歷史問題表現在政治判斷、民眾感情與學術研究三個層面。中國學者與外國學者間就抗日戰爭史的學術層面的研究早已進行,而且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共同研究,可以開闊眼界,深化相互理解。對于外國學者來說,了解中國民眾在那一時期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態,了解中國學者觀察事物的角度與立場,可以深刻認識日本侵略者作為加害者的責任,總結歷史教訓,堅定走和平道路。而對于中國學者來說,了解抗日戰爭時期的世界,包括日本社會,了解外國學者包括日本學者對戰爭教訓的認識,也會對產生戰爭的社會原因有新的認識。

 

當然,我們與不同國家的學者對于抗戰和二戰歷史問題的研究是有不同看法的,然而,就有爭議的歷史認識問題開展共同研究,表明中國在以開放的態度面對世界其他國家學者的研究,以開放的心態包容和接納外來的不同看法。正是在這個交流過程中,我們既通過對中國抗戰國際意義的充分肯定提升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時也注意到避免狹隘民族主義意識的問題。近代中國在抗擊列強侵略與壓迫的斗爭中產生的民族意識是發憤圖強、振興中華的動力,這將鞭策中華兒女為實現民族復興而不懈奮斗。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過去的中國,昔日的弱國形象一去不復返了,理性和平、積極向上、自信豁達的國民心態正在形成。因此,抗日戰爭史的學術研究也應適應時代變化,擴展視野,關注中國確立了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之后的國際責任與義務,重視與之相適應的國際責任感與自尊自信,以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為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從任何角度看,中國人民的生存利益和發展利益都與全人類共同利益息息相關。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中國已經通過自身的努力,使13億多的人口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諧美好地生活,這本身就是對世界做出的巨大貢獻。中國作為國際社會的重要一員,更對捍衛以反法西斯野蠻侵略為本質的二戰勝利成果和全人類利益負有責任。所以,抗戰勝利后中國復興的道路具有巨大而深遠的意義,其影響不僅在中國國內,而且也正進入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社會,為世界所矚目。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八卷本《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編寫,從開始至今也已用了九年的時間,而這正是全社會更加關注抗日戰爭歷史的時期,同時也是大量史料公布和披露的時期,既是抗戰史研究的極好時期,也是極具挑戰的時期。盡管在當今信息大爆炸的時代,任何在資料方面的努力都是相對的,但我們還是努力充分利用近年來新發掘和新披露的資料,盡量發掘或搜集新的檔案史料,充分利用國外文獻資料,特別是這些年來國外尤其是日本披露的新史料。

 

學術研究無止境。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夠對過去的研究有新的推進和深化,也希望對未來的抗戰史研究和對抗戰意義的認識深化起到推動作用。以此與學界共勉!


2015年9月

轉自微信公眾號“鳴沙”

上一篇:南大歷史學院張敬雷老師以第一通訊作者在Nature集團刊物發表跨學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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